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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佳歡
2000年，整天為工作焦慮、苦惱到“很想跳樓”的臺灣漫信用貸款畫家朱德庸開始構思一部與現代都市生活相關的漫畫作品。他構想里的人物是一群“病人”：一對煩惱的夫妻“焦慮二人組”，全身貼滿創可貼、身心都容易受傷的“OK綳人”，用鐵鏈都拴不住的購物狂“狂買症”，以及每天為各種理由而自殺的“自殺三兄弟”。11年後，這部名為《大家都有病》的漫畫集結出版，扉頁上有句話：“是我們每個人那顆受傷的心病了？還是這整個時代病了？”
有趣的是，近幾年來，“大家都有病”正在成為中國當下都市人群的標簽。越來越多的人自嘲“神經病”，抱怨自己的“拖延症”和“購物癖”。對於網絡新人類而言，“病癥”不再是一個冷冰冰的醫學詞彙，它被網友們廣泛接納，其字面含義也在被無限放大。在豆瓣網，你能看到各式各樣的“疾病小組”，有糾結病、厭世病、公主病，還有“選擇障礙症”“親密關係恐懼症”“社交恐懼症之選擇性緘默症”“語言學習狂熱症”甚至“甜點無免疫力症”。如果你固態硬碟原理在豆瓣小組搜索帶有“症”字的小組，數量竟然高達475個。在網絡與傳統媒體的推波助瀾下，有大量都市人群主動“對號入座”成為病人；而另一方面，很多擁有真實精神癥狀的“時代病患者”也在網絡社群中浮出水面。在高速往前奔跑的中國社會面前，人們的心理未必能堅強得跟得上它前進的步伐。
信息時信用貸款代的新感冒
2009年，Pole（網名）在網上閑逛，偶然發現了幾個帖子，裡面介紹了一本叫做《戰勝拖拉》的書，以及樓主與“拖拉”作鬥爭的經驗。帖子隸屬於一個豆瓣小組，它的名稱是“我們都是拖延症”。這是Pole第一次聽說“拖延症”這個詞。預防癌症須知她正好連續經歷了兩次失敗的司法考試，並把原因歸結為自己的拖延行為。“都是有充足的時間和精力準備而最後基本裸考，”她這樣回憶。“拖延症”這個新鮮的名詞讓她大為激動。“哎喲喂，說的就是我啊！”她想，“我是病啊！我找到組織了！”Pole立即決定“一定要治病”。“拖延症是一個契機，我自己的內心告訴我需要停下來跟我談談。”Pole說。在“我們都是拖延症”管理員高地清風看來，絕大多數拖延症“病友”都是像Pole這樣發現“組織”的。很多人接下來的感受基本一致：高興地把自己歸為病人的行列。“它可能讓人解除掉在拖延這件事上的一些道德包袱，因為很多人原來覺得自己懶、沒用，心理壓力非常大。”高地清風原來也是一個拖延者，曾經為此錯過了一次出國留學的機會。他最早加入“我們都是拖延症”是2008年11月，當時小組已經成立了一年半時間，人數有兩三千，都是一些比較嚴重的拖延者，不太活躍，“在裡面都悶著，大家都比較絕望。”高地清風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接下來的兩年時間里，他積极參加小組內部對拖延原因的積極討論，並組織研究國外相關資料，介紹各自跟拖延對抗的經驗。他形容，當時的小組就像盲人摸象，把“拖延症”現象一點一點地拼出來。現在，高地清風在自己的微博簡介上這樣寫：“拖延症一詞定義者……致力於批量幫助拖延者”。他認為，“拖延症”一詞最早就來源於豆瓣。
而除了拖延搜尋行銷症而外，更多的“病癥小組”開始在豆瓣網上發酵。2006年起，“抓狂癥候群”“Reiteration （我有重覆症）”“間歇性心理低潮症”“我患有嚴重的社交恐懼症”等小組相繼建立，類似的小組還包括“外向孤獨症”“密集物體恐懼症”“被害妄想症”“單曲循環症”“出行恐慌症”等等。此外，豆瓣還出現了幾十個不同的拖延症小組。擁有自發、即興特質的“豆瓣小組”是豆瓣網除“讀書”外歷史最久的產品，它比傳統論壇更具體、細化，從而帶來了更為細分、擁有共同興趣、話題和情感傾向的一批人群。
這些新鮮好玩的小組名稱迅速引發了網友關註，很多人立即對號入座。在一個囤積症的帖子里，一個匿名網友這樣寫道：“我忽然豁然開朗，心想既然有這個病癥就證明患者還不少，然後非常安心地覺得不止我一個人患病真好！即使周圍的人都覺得你奇怪也要堅持做自己啦”。而與此同時，更多“病癥”網友也開始在QQ群里集結。
那段時間正是社交網絡在中國迅猛普及的幾年。拖延症、社交恐懼症的文章、漫畫，從開心網、人人網一直被轉發到後來興起的微博，迅速向豆瓣之外的其他網絡平臺輻射。實際上，上述絕大多數病癥都不屬於心理疾病的診斷治療範疇。高地清風認為，“拖延症”就是一個網絡詞彙，“是中文網民的創造”，它火起來的原因是“跟我們這個時代的生存狀況深深共鳴”。他曾在一篇文章里這樣描述拖延症：“信息時代的新感冒”。
他們想20年後的事情
在網絡疾病開始引人註意之前，北京大學心理學博士李松蔚就對這樣一些“都市類疾病”有一些更為直觀的印象。
2005年，李松蔚開始在北京大學心理健康教育與咨詢中心做心理咨詢師。當時中心剛剛成立，學生來訪者便絡繹不絕。“我很懶，沒有意志力”，一些學生說。另一些人的問題是“事情都被我拖到最後一刻”，或者“制訂了很多減肥計劃，但是就忍不住要吃，怎麼辦？”李松蔚剛開始有一些困擾——意志力障礙、學習不努力、拖延等狀況根本達不到心理診斷標準。而即便如此，他並不敢鬆懈。就在那一年7月，一個男學生從北大33號宿舍樓的5樓陽臺縱身跳下，成為該校當年第三名跳樓自殺者，此時轟動一時。正因如此，北京大學才成立了這個免費的學生心理咨詢中心。
在中心成立之前，有心理問題困擾的北大學生只能去校醫院心理科，而上述學生的問題並沒有在那裡被大量發現。李松蔚曾跟同事們猜想，校醫院需要收費，大概這樣一些拖延狀況還遠遠不到讓同學們花錢去看病的程度。而李松蔚漸漸發現，這些“不起眼”的狀況對一部分來訪者的學習、生活產生了很大影響。他曾接待過一個畢業生小丁（化名），她一開始的需求竟然只是想做完自己的簡歷——她的問題是，光是做簡歷就拖延了一年。
“我不想做簡歷。一開始做，我就會想到自己這幾年過得很失敗，沒有給自己打下什麼資本，”小丁很痛苦地說，“簡歷沒有什麼亮點，用人單位會怎麼看我？”李松蔚意識到，錶面上小丁只是想做一份好簡歷，但更核心的成因是小丁對自己的現狀不滿、對前途深深憂慮。
北大心理咨詢中心成立的那一年，中國內地的“高考擴招”政策進入了第7個年頭。2005年，全國各種形式的高等教育在校人數達2300萬人，規模居世界第一；全國普通高校（全日制）招生504萬人，是1998年的4.7倍。如此急劇增速的招生規模，其他國家恐怕還沒有過。
擴招之後，就業壓力的逐漸出現幾乎成為必然。2005年大學生自殺身亡事件後，北大社會學系教授夏學鑾曾對《新京報》表示，自殺的學生比歷年多、而且較為集中的原因之一在於，“當前社會上對大學生的評價體系及其待遇、地位都較以前下降，加上市場經濟帶來的競爭壓力，讓學生們對找工作深感焦慮，開始產生自卑感。”
在北大，李松蔚正在接見越來越多類似的來訪者——他在那裡工作了7年，接待的來訪者有近200名。最早每個北大學生可以有8次的免費心理咨詢機會，後來由於預約的人太多，校方只好縮短為6次。他們的困擾大多與學業拖延有關，還包括形形色色的選擇障礙——很多學生在出國、工作或者戶口和高工資之間搖擺不定。更多學生的病癥是混在一起的，導致程度不同的焦慮。
李松蔚有時會跟同事們交流這些“癥狀”。私底下，他們把大一、大二學生戲稱為高四、高五。“因為他們真的太像高中生了，特別緊張、特別刻板、喜歡制訂計劃。”在他的觀察里，這批學生從大一起就希望對自己的職業和人生制訂一個完美的規劃。他們大二就急著去實習，知道申請出國需要學習好、發表文章，一早就會考慮需要認識一些什麼可以寫推薦信的老師。他們擁有太多獲取信息的渠道——至少在網絡上就可以接觸到各種各樣的“過來人”。他們不光在想今天的事情，還在想20年以後的事情。他們非常在乎的一個主題是“我該怎麼樣過上我想要的生活”。這樣的心態跟他們的前輩們全然不同，早些年北大畢業生似乎沒那麼早熟，但有底氣，也會更專註於“今天”而非“未來”。 （原標題：網絡新人類的“病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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